这场冠状病*（COVID-19）引起的疾病引起了世界措手不及。尽管最近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承诺，将向全球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以刺激经济复苏，但这场流行病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治影响将是剧烈的。
但我们能从这场疫情大流行中学到什么教训呢？冠状病*危机会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吗？也就是设想一个利润不高于人民的社会和*治秩序？
在本期《真相》（Truthout）的独家专访中，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和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回答了这些问题。
“为了从COVID-19中痊愈，我们必须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截图来自《真相》
C.J.波利克罗尼奥：诺姆，我们能从由冠状病*引起的全球健康危机中得到哪些更深层次的教训呢？
诺姆·乔姆斯基：科学家们预测流行病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特别是从年SARS大流行以来，那是由一种类似于COVID-19的冠状病*引起的。他们还预测，未来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流行病。如果我们希望防止下一波灾难的发生，我们应该问问这是如何发生的，并改正错误的地方。从灾难根源到特定国家的具体问题，我们可以从许多层面得到教训。我将把重点放在美国上，尽管这是一种误导，因为它在应对危机的能力方面处于最底层。
基本因素一清二楚。这种损害源于巨大的市场失灵，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这一问题。从糟糕的医疗体系和脆弱的社会公正排名（在经合组织中几乎垫底），到接管联邦*府的“破坏球”，美国有其特殊性。
SARS肆虐时，导致SARS的病*很快被发现。疫苗已经研制出来，但是还没有通过临床试验阶段。制药公司对此不感兴趣，因为它们只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而投入资源以避免某些预期中的灾难也没有什么利润可言。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戏剧性地说明了这种普遍的失败——缺乏呼吸机。这是一种致命的失败，而这迫使医生和护士做出让谁死亡这样痛苦的决定。
过去奥巴马*府已经认识到了潜在的问题。它从一家小公司订购了高质量、低成本的呼吸机，但这家小公司后来被一家大公司科维迪安（Covidien）收购。而科维迪安公司搁置了这个项目，显然是因为这些产品可能会与其自己的高成本呼吸机竞争，随后它通知*府，表示想要取消合同，因为没有足够的利润。
到目前为止，这是正常的资本主义逻辑。但就在那时，新自由主义病理学（neoliberalpathology）又给了沉重的一击。奥巴马*府本可以对此施压（stepon），但这被罗纳德·里根曾宣布的执*原则所禁止：*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当时的奥巴马*府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应该暂停一下，考虑一下这个公式的意义。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当人民的福利受到威胁时，*府不是解决方案，但它绝对是私人财富和企业权力问题的解决方案。自里根执*时起，这些记录都是充分的，我们应该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视它。“*府不好”这句口头禅与自吹自擂的“自由市场”类似，它很容易被扭曲，以适应过高的资本要求。
新自由主义理论也适用于私营部门。商业模式需要“效率”，这意味着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但结果是被破坏的。对私有化的医疗系统来说，这意味着它没有多余的能力，尽管拥有良好的资产负债表和丰厚的管理报酬，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勉强维持，但即使如此还是一贫如洗，只是病人就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当意外发生时，只能说真倒霉。
这些标准的商业原则对整个经济有很大影响，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气候危机，它的严重性超过了当前的病*危机。化石燃料企业在经营中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为了让人类社会生存下去，后者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一直在寻找新的油田来开采，不会把资源浪费在可持续能源上，也不会放弃有利可图的可持续能源项目，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加快大规模破坏的速度来赚更多的钱。
白宫掌握在一群匪帮手中，他们致力于最大限度地使用化石燃料，并废除那些阻碍人们奔向他们引为骄傲的深渊的规定，无疑是火上浇油。
达沃斯与会者（他们被称为“宇宙的主人”）的反应颇具启发意义。他们不喜欢特朗普的粗俗，因为这玷污了他们想要展现的人文主义文明形象。但当特朗普以主旨发言人身份滔滔不绝地演讲时，他们却为他热烈鼓掌，因为他们意识到，特朗普对如何填满口袋有着清晰的理解。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除非我们的方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否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对未来的初步体验。
回到疫情大流行这一话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正在到来。特朗普已经以他特有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在他的任期内，与医疗相关的*府预算被大幅削减。“就在新型冠状病*被认为在中国武汉开始致命传播的两个月前，特朗普*府结束了一项2亿美元的流行病预警项目，该项目旨在训练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以发现和应对这样的威胁”——这是特朗普煽动“*祸”的前兆，以转移人们对他灾难性表现的注意力。
令人惊讶的是，在疫情大流行全面爆发之后，特朗普的撤资进程仍在继续。2月10日，白宫发布新预算，进一步削减了陷入困境的卫生保健系统（实际上任何可能受益人口）的支出，但“预算将促进美国化石燃料的能源繁荣之景，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天然气和原油的生产。”
也许有些话可以捕捉到这种彻底的恶意。但我没有找到。
美国人民也是特朗普价值观的目标。尽管美国国会和医学界一再恳求，特朗普仍然没有动用《国防生产法》以要求相关企业生产急需的设备，并声称此举是一个“打破玻璃”的最后举措，一旦这一行动普遍化会将这个国家变成委内瑞拉。但《纽约时报》指出，事实上《国防生产法》（DefenseProductionAct）“在特朗普执*期间被引用了数十万次”。不知何故，这个国家挺过了这场对“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
不仅拒绝采取措施购买所需的医疗设备，白宫还“保证”医疗设备的库存消耗。国会女议员凯蒂·波特（KatiePorter）对*府贸易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月到2月，美国呼吸机出口的总额增长了22.7%，而年2月，“美国口罩对华出口的总额比年月度平均水平高出个百分点。”
相关研究仍在继续：
就在3月2日，特朗普*府还在鼓励美国企业增加医疗用品的出口，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然而，在此期间，美国*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COVID-19的危害，包括美国可能需要额外的专业防护口罩和一般口罩。
大卫·达延（DavidDayen）在《美国瞭望》(TheAmericanProspect)杂志中评论道：“所以，制造商和中间商在今年头两个月把医疗用品运出国外，赚了钱，现在他们又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把它们运回国内，赚了更多的钱。贸易失衡优先于自我满足和恢复能力。”
毫无疑问，危险即将到来。年10月，一项高级别研究揭示了大流行威胁的性质。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爆发不明肺炎症状；一周后，又报告称，科学家已经确认是一种冠状病*，并对其基因组进行测序，又再次向公众提供信息。此后数周，中国没有明确说明危机的规模，后来又说明，防疫延误是由于地方官员没有通知中央*府；据悉，这一说法得到了美国分析人士的证实。
事实上，外界都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美国情报部门，整个1月和2月，都在试图联系总统。但这都无济于事，总统不是在打高尔夫球，就是在电视上赞扬自己在遏制威胁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做得多。
在试图唤醒白宫的过程中，还不仅仅是情报部门。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白宫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Navarro）明确警告过*府官员，1月下旬，美国冠状病*危机可能花费数万亿美元，并使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面临感染或死亡的风险……根据中国已有的信息判断，这会危及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
然而一切无济于事。几个月过去了，这位“亲爱的领袖”从一个故事翻到另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崇拜他的共和*选民们为他的每一步欢呼雀跃。
当事实最终变得不可否认时，特朗普向世界保证，他是第一个发现新冠病*大流行的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自始至终，他身边的马屁精和他在福克斯新闻的应声虫们，忠实地重复着他的表演，福克斯新闻似乎也是他信息和思想的来源。
这些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不仅是美国情报部门了解到中国提供的早期信息，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在了解到这些信息后立即做出反应，那些举措在中国台湾、韩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都非常有效。新西兰立即封禁，几乎消除了这种流行病。
虽然大多数欧洲人犹豫不决，但组织良好的社会仍做出了反应。德国报告的死亡率是世界最低的，这得益于他们储备的闲置产能。挪威和其他国家似乎也是如此。富裕国家拒绝帮助别人，这暴露了欧盟的文明程度。但幸运的是，他们可以指望古巴来救援，古巴提供医生，而中国提供医疗设备。
自始至终，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是，关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自杀特征，以及新自由主义瘟疫所造成的额外损害。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和其他知名人士曾援引稳定的经济学定律解释称，这场危机让人们看到，将决策权转移到不负责任的私人机构所面临的风险。私人机构只专注于其庄严的职责——贪婪。
对美国来说，还有一些特殊的教训。如前所述，美国在经合组织（OECD）的社会公正指标中排名垫底。美国私有化营利性医疗保健体系所追随的追求效率的商业模式是一场灾难，其人均成本是同类可比性国家的两倍，但有些结果是最糟糕的。我们没有理由忍受这种情况。当然，现在是将我们的医疗保健体系提高到其他国家的水平，并建立一个人道、有效的全民保健制度的时候了。
美国还可以立即采取一些其他的简单措施。企业再一次急着向“保姆国家”（译注：指*府用一系列的保护性*策来鼓励公民们改变他们在保健,财*和环境等方面的习惯）寻求救助。如果他们能得到批准，就应该设定严格的条件：在危机期间，不向工人发放奖金和薪酬；永久禁止股票回购和逃至避税天堂，这些行为对公众的抢劫数高达数万亿美元，可不是小数目。这可行吗？显然不是。那是法律，是必须强制执行的，直到里根打开了阀门。他们还应该要求在管理层中设有工人代表，并坚持发放基本生活工资。这些条件很快就会浮现在我们脑海中。
还有许多进一步的短期措施是相当可行的，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但除此之外，这场危机还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和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机会。大师们正致力于这项任务，如果他们不被参与的民众力量反击和压倒，否则我们将进入一个更丑陋的世界——一个可能不会长久存在的世界。
雇主们很不安，当农民们拿起干草叉时，公司总部的调子也会改变。高层管理人员已经参与入进来，表明他们是非常好的人，如果继续留在他们的关爱之手中，所有人的福祉和安全都将得到保障。他们宣称，现在是时候让企业文化和实践变得更有富有爱心，不仅要关心股东的回报（大多是非常富有的人），还要关心利益相关者——员工和社区。这是今年1月达沃斯论坛的一个主要主题。
但是，他们没有提醒的是，我们曾经听过这种论调，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短语叫“含情脉脉的公司”（thesoulfulcorporation）；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这是多么深情的说法。
C.J.波利克罗尼奥：“鲍勃，你能让我们了解一下冠状病*带来的经济冲击吗？社会经济影响会有多严重？谁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大？”
罗伯特·波林：COVID-19所导致的经济崩溃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
4月4日这周，万人首次申请失业保险。此前一周有万人提交了申请，再前一周有3.3万人提交了申请。在这三周之前，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最多的时候是在年10月，当时罗纳德·里根经历了严重的双底衰退（译注：又称“W型衰退”，指在全球经济已经触底逐渐回升时，经济复苏可能失去动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再一次触底。）。当时，索赔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5万人。
即使考虑到今天美国劳动力与年相比的相对规模，年与今天的差距，仍令人瞠目。因此，在年，65万失业保险索赔占美国劳动力的0.6%。4月第一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为万，前一周为万，两者均相当于美国劳动力的4%，因此从劳动力的百分比来看，每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年的7倍。再加上过去三周的失业保险索赔，我们有万新失业人口，占美国劳动力的10%以上。预计这一数字在未来数周内还将继续上升，可能将失业率推高至20%的区间，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最严重时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数字。
大部分美国失业者通过其雇主取得健康险，但现在维系于雇主的保险岌岌可危，因而目前失业者的状况仍然堪忧。特朗普3月27日签署的经济刺激法令，并未涉及感染者的治疗费用。彼得森·凯撒家庭基金会（ThePeterson-KaiserFamilyFoundation）认为治疗约花费美元，甚至连享有健康险的居民也需自己额外支付美元。因此，在企业主导、极度不公平的美国医保体系下，在数百万人危弱之时，冠状病*所带来的巨额医疗费用无疑是雪上加霜。假若现下美国实行全民医保，那么人人都理所当然地在保障之内。
除了失业者的窘迫之外，我们还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