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文学批评文体时，我们通常想到的是论文体与随笔体。或者，再开阔一点，加上“序言”。这已然成为我们理解文学批评文体的定见。其实，批评文体颇为多样，它既包括论文体、随笔体、序言，也包括演讲、书信、对话录等等。今天，前三类批评文体已经为更多的读者接受，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却常常忽视演讲、书信、对话录等文学批评文体的价值，忽视文学批评本质意义上的“对话性”。
坦率地说，对文学批评文体的狭窄理解，限制了我们对批评文体多样性的认知。重新认识文学批评文体的丰富性，将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文学批评的语言与态度，以及文学批评本身的性质，为已然固化的批评写作样态松绑，进而寻找焕发文学批评活力的可能。
讲稿类文学批评：亲切自然，娓娓道来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这是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引起广泛影响的观点，出自他的《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这篇文字不仅是理解汪曾祺文学观的重要窗口，也多次选入“当代文论选”。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篇首发于《浙江文艺》的文字，副标题是“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它是年汪曾祺在这两所大学的演讲记录。
此篇演讲里，汪曾祺从语言的思想性与文化性角度论述了语言的重要性，也从语言的暗示性和流动性层面分析了语言的审美特征。面对既抽象又深奥的语言问题，汪曾祺选择了一种亲切近人、形象易懂的讲述方式。比如他说语言之美：“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又比如他说语言的形象：“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这样的表述生动有趣，令人念念难忘。这样的话语风格，自然与汪曾祺的作家身份有关，也与演讲稿这一文体的内在要求有关。所谓讲稿，要致力于讲者与听者之间的直接沟通，它首先要求引发听众的兴趣，产生共鸣。
《一间自己的房间》是世界文学史及女性写作研究领域的经典。同样，它也基于英国女批评家伍尔夫的两次演讲。80年前，伍尔夫受邀在剑桥大学某女子学院演讲，主题是“女性和小说”。在当年，女人是不允许单独进入图书馆的，男人可以在草坪上随性漫步，女人却不可以。伍尔夫演讲的开头便由这样的故事展开。在这篇文字里，伍尔夫从“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这一话题说起，谈到那些制约女性写作成就的因素：经济的、社会的、习俗的，来自男性的，以及来自女性自身意识的……在这个基础上，她提出，如果一个女人有独立的房间和磅的年收入，她的写作前景将与以往大不相同。伍尔夫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讲者，她的表达魅力在于娓娓道来，读者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她的看法。
近年来，作家讲稿式文学批评深受读者欢迎。国外作家如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中国作家如王安忆的《小说世界》、毕飞宇的《小说课》等，在图书市场上都有良好的口碑。这些著作剖析作品的途径独到，理解方式及分析思路别具一格，引发读者的阅读热情。某种程度上，作家讲稿式文学批评对当代文学批评写作范式构成了有力的挑战，冲击了我们对文学批评的认知。
书信体文学批评：语意诚恳，润物无声
提到书信体文学批评，很多人会想到略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略萨的开头如此令人难忘，“亲爱的朋友：您的信让我激动，因为借助这封信，我又看到了自己十四五岁时的身影，那是在奥德亚将*独裁统治下的灰色的利马，我时而因为怀抱着总有一天要当上作家的梦想而兴奋，时而因为不知道如何迈步、如何开始把我感到的抱负付诸实施而苦闷，我感到我的抱负仿佛一道紧急命令……”以“亲爱的朋友”为指代，《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的写作风格是恳切的，也是自然的，写信者与读者之间亲密而无隔阂，它对文学的理解、对小说的认知滋养了一代代文学爱好者的成长。
并非所有书信体批评都是和风细雨，有时也会狂风大作、雷霆万钧，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一封信》。果戈理初登文坛时，就获得了别林斯基的称赞与支持，而果戈理也不负期待，之后写出了经典名作《死*灵》。但是，在读到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后，别林斯基强烈意识到二人之间*治观点完全不能相融，他异常愤怒地写下了《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在信中，这位批评家态度之激烈，言辞之锋利，震动了整个俄国文坛。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往复书信保留了文学批评所应有的率性、激情，同时，他们的认真与诚挚、分歧与固执也得以完整留存，那是既属于俄国文学也属于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
在古代中国，书信是写作者常常采用的一种批评文体，后来也一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批评方法。五四时期，借由通信进行文学批评的方式甚为普遍，影响也深广。在当年，人们有时以一封信的方式讨论一个文学问题，有时则是一组书信。通信之人有时是两个人，有时又是多人。胡适的《寄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后得到陈独秀的响应。之后，年1月的《新青年》杂志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则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而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则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论证白话取代文言的必然……回顾“文学革命”的来龙去脉，不得不说通信体文学批评功不可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书信体文学批评也颇为常见。孙犁、李子云等就曾多次写信给许多青年作家，谈对他们作品的看法，既有真挚的赞扬，也有诚恳的批评。在当时，报纸杂志登载书信体文学批评也较为常见。比如年8月15日《光明日报》就曾刊载过何志云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的蝉蜕——〈小鲍庄〉读后致王安忆》和王安忆的《我写〈小鲍庄〉——复何志云》这么一组书信。此后，这些书信成为王安忆研究领域的经典资料。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书信体文学批评在满足读者参与文学热情的同时，也寻找到了它自身发展的契机。但遗憾的是，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越来越学科化和体制化，书信体文学批评逐渐式微。
对谈式文学批评：鲜活现场，众语喧哗
谈到对谈式文学批评，不得不提到陈平原、钱理群、*子平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20世纪80年代，他们以对谈形式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治、道德等其他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围绕这一构想，三位学者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分缘起、世界、民族、文化、美感、文体、方法六篇，引起读者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