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文学批评文体时，我们通常想到的是论文体与随笔体。或者，再开阔一点，加上“序言”。这已然成为我们理解文学批评文体的定见。其实，批评文体颇为多样，它既包括论文体、随笔体、序言，也包括演讲、书信、对话录等等。今天，前三类批评文体已经为更多的读者接受，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却常常忽视演讲、书信、对话录等文学批评文体的价值，忽视文学批评本质意义上的“对话性”。
坦率地说，对文学批评文体的狭窄理解，限制了我们对批评文体多样性的认知。重新认识文学批评文体的丰富性，将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文学批评的语言与态度，以及文学批评本身的性质，为已然固化的批评写作样态松绑，进而寻找焕发文学批评活力的可能。
讲稿类文学批评：亲切自然，娓娓道来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这是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引起广泛影响的观点，出自他的《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这篇文字不仅是理解汪曾祺文学观的重要窗口，也多次选入“当代文论选”。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篇首发于《浙江文艺》的文字，副标题是“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它是年汪曾祺在这两所大学的演讲记录。
此篇演讲里，汪曾祺从语言的思想性与文化性角度论述了语言的重要性，也从语言的暗示性和流动性层面分析了语言的审美特征。面对既抽象又深奥的语言问题，汪曾祺选择了一种亲切近人、形象易懂的讲述方式。比如他说语言之美：“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又比如他说语言的形象：“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这样的表述生动有趣，令人念念难忘。这样的话语风格，自然与汪曾祺的作家身份有关，也与演讲稿这一文体的内在要求有关。所谓讲稿，要致力于讲者与听者之间的直接沟通，它首先要求引发听众的兴趣，产生共鸣。
《一间自己的房间》是世界文学史及女性写作研究领域的经典。同样，它也基于英国女批评家伍尔夫的两次演讲。80年前，伍尔夫受邀在剑桥大学某女子学院演讲，主题是“女性和小说”。在当年，女人是不允许单独进入图书馆的，男人可以在草坪上随性漫步，女人却不可以。伍尔夫演讲的开头便由这样的故事展开。在这篇文字里，伍尔夫从“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这一话题说起，谈到那些制约女性写作成就的因素：经济的、社会的、习俗的，来自男性的，以及来自女性自身意识的……在这个基础上，她提出，如果一个女人有独立的房间和磅的年收入，她的写作前景将与以往大不相同。伍尔夫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讲者，她的表达魅力在于娓娓道来，读者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她的看法。
近年来，作家讲稿式文学批评深受读者欢迎。国外作家如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中国作家如王安忆的《小说世界》、毕飞宇的《小说课》等，在图书市场上都有良好的口碑。这些著作剖析作品的途径独到，理解方式及分析思路别具一格，引发读者的阅读热情。某种程度上，作家讲稿式文学批评对当代文学批评写作范式构成了有力的挑战，冲击了我们对文学批评的认知。
书信体文学批评：语意诚恳，润物无声
提到书信体文学批评，很多人会想到略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略萨的开头如此令人难忘，“亲爱的朋友：您的信让我激动，因为借助这封信，我又看到了自己十四五岁时的身影，那是在奥德亚将军独裁统治下的灰色的利马，我时而因为怀抱着总有一天要当上作家的梦想而兴奋，时而因为不知道如何迈步、如何开始把我感到的抱负付诸实施而苦闷，我感到我的抱负仿佛一道紧急命令……”以“亲爱的朋友”为指代，《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的写作风格是恳切的，也是自然的，写信者与读者之间亲密而无隔阂，它对文学的理解、对小说的认知滋养了一代代文学爱好者的成长。
并非所有书信体批评都是和风细雨，有时也会狂风大作、雷霆万钧，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一封信》。果戈理初登文坛时，就获得了别林斯基的称赞与支持，而果戈理也不负期待，之后写出了经典名作《死魂灵》。但是，在读到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后，别林斯基强烈意识到二人之间政治观点完全不能相融，他异常愤怒地写下了《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在信中，这位批评家态度之激烈，言辞之锋利，震动了整个俄国文坛。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往复书信保留了文学批评所应有的率性、激情，同时，他们的认真与诚挚、分歧与固执也得以完整留存，那是既属于俄国文学也属于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
在古代中国，书信是写作者常常采用的一种批评文体，后来也一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批评方法。五四时期，借由通信进行文学批评的方式甚为普遍，影响也深广。在当年，人们有时以一封信的方式讨论一个文学问题，有时则是一组书信。通信之人有时是两个人，有时又是多人。胡适的《寄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后得到陈独秀的响应。之后，年1月的《新青年》杂志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则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而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则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论证白话取代文言的必然……回顾“文学革命”的来龙去脉，不得不说通信体文学批评功不可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书信体文学批评也颇为常见。孙犁、李子云等就曾多次写信给许多青年作家，谈对他们作品的看法，既有真挚的赞扬，也有诚恳的批评。在当时，报纸杂志登载书信体文学批评也较为常见。比如年8月15日《光明日报》就曾刊载过何志云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的蝉蜕——〈小鲍庄〉读后致王安忆》和王安忆的《我写〈小鲍庄〉——复何志云》这么一组书信。此后，这些书信成为王安忆研究领域的经典资料。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书信体文学批评在满足读者参与文学热情的同时，也寻找到了它自身发展的契机。但遗憾的是，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越来越学科化和体制化，书信体文学批评逐渐式微。
对谈式文学批评：鲜活现场，众语喧哗
谈到对谈式文学批评，不得不提到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20世纪80年代，他们以对谈形式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其他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围绕这一构想，三位学者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分缘起、世界、民族、文化、美感、文体、方法六篇，引起读者广泛